《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 ）》 

李汇群 著

(资料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盛极一时，这是近些年广受学界关注，尤其受女性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随着研究的展开，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忽视女性的创作，不仅无法完整地描写清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可能因为这一缺失，导致对其发展原因、演变过程的简单化处理。不过，这种简单化处理也并不会因为女性创作受到的关注就自然得到克服。相反，若是孤立地研究女性创作，同样可能会影响对女性创作价值准确的判断。事实上，由于生活范围的狭窄，清代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很有特点，但是总体成就似不宜夸大。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显然，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书写是女性自身创作的最好的参照，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 ）》非常明智地将文人与女性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使女性的创作与对女性的书写在相互影响的意义上，得到了更为恰如其分的揭示。

汇群是从“闺阁”与“画舫”两个角度切入文人与女性关系的，通过挖掘史料，考证原委、分析内涵，勾勒出一幅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图景。这一图景或许与重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还有一些距离，但它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是我们更全面把握社会内在发展脉络必须顾及的深隐层面。嘉道时期是闺秀诗集编纂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是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的基本事实，汇群在对这一事实作了认真的梳理阐发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女性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的多方面影响，例如在家庭生活中，母亲、妻子的文学活动都会对儿子、丈夫影响甚大；闺阁女“士”与士人的交往唱和更为普遍；而女性也更多地成为了文人书写、咏唱的一个对象和题目。其中有些方面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如母亲、妻子对儿子、丈夫的影响，但因古人疏于记载，往往鲜有提及。对此，汇群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的。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在科考社会中，对于文人而言，最伤心的莫过于科举的失败和仕途的不顺。而闺阁女“士”，由自己在男性社会中的弱势位置，而能够很好地体味到文人内心的困顿和挣扎，因而出语安慰往往颇能切中款曲，委婉动人。如前文已经提到过席佩兰和孙原湘这对文学伉俪，席佩兰不仅能够在诗文创作方面给丈夫很好的鼓励，更难得的是她于夫子落第时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予以开导劝解………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夫人，无怪乎孙原湘后来会于居官不久后即辞职，并与之同隐了。像席佩兰这样的闺阁女性在当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徐达源之妻吴琼仙也曾于徐达源入都时倾心赠言，而作为张问陶的妻子，林环更以“发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落落赢得士林称赏。

显然，在考察男性的事功、思想时，这些生活细节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出于同样的思路，汇群注意到一些文学史上一向受到冷落的人物，如车持谦、陈裴之、蒋坦等。眼光的下移，将重心转向二、三流的作家，是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倾向，其得失不可一概而论。由于名家名作研究已趋于“饱和”，当研究者感到难以置词时，便不得不别觅洞天于荒郊野径，其劳作虽可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时却也不免夸张其事或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汇群之关注文学史上次要人物倒并不只是因为前人鲜有涉猎，足以申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各具特点的研究对象，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展现清代文人的女性观念及相应的女性书写。所以，她在“结语”一条小注说，她并不完全认同“第二流”“第三流”的说法来指称“大家”之后的其他文人群体，说到底，文学作品的流传也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结合的结果。在“当时”的平面上，文人群体中彼此认同和划分的标准，往往和后世有着很大的差别。我赞赏她的这一观点，也赞赏她由此展开的分析。当一个研究者摆脱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后，就有可能在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真正具有理论涵盖意义的结论来。汇群对所谓“真情”与“幻情”的剖析，就是如此。大而言之，她指出从晚明到嘉道二百年的时间，文人对“福薄才女”的书写，将其普通现实的人生涂上种种幻美的色彩，这种种“修改”或者说“伪造”中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文人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我痛悼。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人的青楼书写中。小而言之，她指出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对文字本身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紫湘本人的悼念，使得真情经过发酵和夸张成了服从于行文需要的一段幻情；而蒋坦《秋灯琐忆》空灵隽永的文字与他和关锁真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差距，折射出来的蒋、关二人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等等。如此洞幽烛隐的分析，不仅需要对文献作艰苦的披检与考证，还需要有基于对社会历史准确把握的精确解读与阐发。

因此，汇群此书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她注重关系、过程、细节的揭示而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对于拓宽研究领域，在方法上是值得借鉴的；二是她对诸多史实的考证，不但多有纠偏正误之处，同时也为还原清中叶的文学现场，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片断。三是作为女性研究者的敏锐细心，使她常能透过诗文的表层叙述，揭示出人物关系深隐的心理因素。比如文中指出“冯小青”故事在嘉道时期的流行，文人和女性理解的角度各有不同，以致在相同的书写符号中，有着不同的投射与寄寓，就独具神解。这些胜识新见，读者未必都能认同，但从中获得启发、引出商榷，应当是无可否认的。

汇群自北大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去了中国传媒大学从事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她原先所学的古代文学专业似乎有些距离，但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要求，这使我想到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鲁编修说的：“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捆一掌血。”这番高论套用了朱熹的原话，用在八股上自属夸张。但若就一个人所具备的优良的研究素质来说，却是不错的。大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汇群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兴趣。这肯定也有助于她今后的工作。

（本文为《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序言，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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