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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地大学要创造收入，一些课程从一开始就以吸引国际学生为目标而设计，尤其是商业、经济、金融、会计等领域的硕士课程。此外，中国学生所期待的与当地同学打成一片的画面也没能出现——很多人发现，自己与非中国学生几乎隔绝，失望感油然而生。

即便把国际学生和当地学生放在一起，也不一定能自动形成友谊。曾在悉尼某所大学就读本科的Mona说，即便在混合教室，社交也是完全分裂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坐在一起，当地人则与当地人相处。私下交谈中，每个群体都在抱怨对方，中国学生经常感到被当地学生冷落和排斥，一些当地人则对中国学生的存在感到不满。

更别提中国学生还面临诸多生活上的问题，而澳大利亚高校却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包括打工时与雇主的纠纷、租房时与房东的纠纷、对该国法律体系的不了解、无法获得心理辅导等。

更为“隐形”的风险，来自近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

例如，澳政府2021年拟议的“大学反外国干涉指导方针草案”，让本国大学生接受训练，发现校园内的“外国干涉威胁”并向当局报告。这被普遍认为针对中国。而悉尼科技大学针对国际学生的迎新计划中，会指导学生如何报告其他学生的恐吓和监视。

早在疫情前，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多·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主题是“中国留学生热潮及其给澳大利亚高校带来的风险”，文中宣称，一些澳大利亚高校正在玩火，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尤其中国学生的收入。一些欧美媒体也添油加醋道，“为了增加收入，澳大利亚高校牺牲了本国的价值观甚至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习惯于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然而，随着中澳关系的恶化，该国一些政客会将与中国有关的所有话题政治化，如一些中国学生因隐瞒军事训练而被无端驱逐出境，一些澳大利亚研究机构也暂停与中国机构的合作等。尤其疫情期间，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歧视性言论和行为增多，导致许多中国学生不愿前往澳大利亚留学。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警告称，当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时，从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或许会发现，在祖国更难找到工作。

对此，去年5月，澳大利亚高校的15名学者曾向联邦政府发布公开信，呼吁改善对华关系。随后，联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以吸引国际学生回归，包括免除630澳元的签证申请费，并取消了每两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上限。

新南威尔士大学前校长也曾呼吁，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如何担负起教育包括10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内的每一位在校大学生，而不是制造声称“中国干预澳大利亚高校”等耸人听闻的舆论。“错误的、有偏见的、煽动性的暴力和偏执会使我们走上黑暗之路。这一切都与我们在中国学生中所看到的正直、友善和能力的事实相去甚远。”

更何况，中国留学生已然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这不仅是“八校联盟”，更是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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